“泰晤士河上蓝金斑驳的夜曲，渐变为灰色的协奏。带有赭石色干草的驳船驶出码头：肃杀，阴冷。黄色大雾蔓延开来。爬过桥梁，直抵屋墙，似化作幻影，又化作圣保罗教堂。一触即发，如同悬挂城市上空的泡沫……”

这是王尔德在《清晨印象》一诗中描写的19世纪末的伦敦。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雾霭已远去，泰晤士河河水宽阔平静、清澈见底，日夜不息地在这个古朴又现代的城市中蜿蜒而过，它宛如“流动的历史”（语出英国国会议员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诉说着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城市活力复兴历程。

1 大都市之河：起源、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工业革命的污染

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在泰晤士的北岸建立了伦底纽姆城（Londinium），就是现在的伦敦城所处的位置。泰晤士河北岸地势较高，水网密布，自然形成向阳的坡地。这一段河面较窄，方便建桥，而且河水较深，方便船只通行及停靠（图1）。由于这些自然地理优势，泰晤士河北岸的发展一直优于南岸，也分布着许多重要的历史建筑。

图1 泰晤士河南北岸地形示意图（右侧为北岸）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

186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盛，大量工厂尤其是棉纺工厂、化工厂等在泰晤士河滨水区聚集。这些高污染工厂一边从河水里汲取蒸汽锅炉的用水，一边无节制地向河中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人们对于工业与财富的需求最终牺牲掉了伦敦的“母亲河”，到了1950年代，泰晤士河臭气熏天，河中大量生物灭绝，成了一条“死河”。饮用水源被污染，导致伦敦先后发生四次大霍乱，四万多人因此丧生（图2）。

图2 19世纪中期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浸在浓浓的迷雾中

资料来源：http://www.cqaimei.com/2766011.htm

2 复兴的起步：泰晤士河水综合治理

面对泰晤士河的污染，英国人面临两难选择：要工业繁荣，还是要纯净的河水？最终，英国议会和政府痛下决心：对泰晤士河进行改造，为沿岸复兴做准备。除了颁布严格的法律法规——1960年的《清洁河流法》（Clean Rivers Act）、1963年的《水资源法》（Water Resources Act）、1974年的《污染控制法》（Control of Pollution Act）等，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更加具体有效的措施。

（1）理顺河段管理机制：将泰晤士河段划分成10个区域，合并200多个管水单位，建立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Thames Water Authority，成立于1975年），对河段实施统一管理。此举被欧洲誉为“水业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2）建立私有化水业运营机构：私有化的泰晤士水务公司（Thames Water，成立于17世纪，1989年后转为私营）成为英国最大的供水和水处理企业，承担伦敦和泰晤士河流域的饮用水、生活用水供应和污水处理、 泰晤士河水质改善工作。为了确保私有公司履行职责，政府、环保组织、公益机构、媒体和公民都对其进行“无情”的监督。

（3）通过经济手段使公民参与其中：污水处理费用全部来自于居民及商业、工业企业缴纳的自来水费，其中实行“冬季蓄水供夏季使用”和节约用水者可得到经济奖励，促使用户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

在耗时一百多年的多次“手术”之后，泰晤士河终于“整形”成功，如今泰晤士河已成为欧洲最洁净的城市水道之一。干净的水质迎来了百余种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回归；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泰晤士河滨水区域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图3）。

图3 如今的泰晤士河及两岸

资料来源：http://huaban.com/pins/48713648/

3 从分离到共生：滨水岸线的功能与形态再造

泰晤士河滨水空间的复兴过程与英国城市再生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1979年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党代表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试图以经济改革促进社会转型。此期间的泰晤士河滨水区更新也以恢复伦敦城市空间的经济效用、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1990年代起，随着美苏两大集团对抗格局的解体，全球社会经济形势走向了多元化与合作化，英国政府调整战略，转而关注提升面向全球的文化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泰晤士河及沿岸改造首先采取以下三个措施进行功能整合。

（1）对沿河历史因素的保护与发展：重点保护国会大厦（House of Parliament）、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桥等历史建筑（图4），以及各政府部委大楼和歌剧院等早期建筑，并以此为空间节点形成功能特色分区。

图4 保存完好的国会大厦

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Palace_of_Westminster,_London_-_Feb_2007.jpg

（2）强化文化功能：在泰晤士河中段原有的影剧院等文娱设施区域集中开发文化功能建筑群体。利用轻轨桥体侧面和下面的空间建设书店、电影博物馆，将旧厂房改造为艺术馆，并以新设计的步行桥连接河对岸的圣保罗大教堂，串联成一条文化旅游线路（图5）。

图5 南岸的泰特美术馆与北岸的圣保罗大教堂通过千禧桥连接

（3）增加其他功能：在两岸增加商务、艺术展示和金融等功能，与周边的咖啡馆、购物中心、办公娱乐建筑一起，组合出丰富的城市空间。

形态方面，改造后的泰晤士河公共开放岸线更长，住宅前的岸线也变为公共所有；防汛设施标高低，亲水性强；游轮码头直临亲水平台，有利于水岸互动；岸边空间开放，有大量草坪和公园林地。滨水步道则将这些开放空间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河滨游憩公共系统（图6）。

图6 泰晤士河滨水步道冬景

资料来源：http://www.kudatotam.ru/upload/1/863_0_s.jpg

复兴过程中，除了政府引导与企业运营，社区团体也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诞生于泰晤士河南岸可茵街社区（Coin Street）的可茵街社区建设实体（CSCB）就是社区营造的最佳样本。CSCB的成员都是本街区住户，采取社区信托发展基金的模式营运。CSCB为了保卫家园，与只以营利为目的的开发商角力，并成功主导更新、改造了加百利码头（Gabriel’s Wharf）、牛津塔（Oxo Tower）等知名项目。

4 保护与凸显：滨水视觉景观控制与标志性建筑

泰晤士河两岸的建筑直接临水形成整齐富有视觉吸引力的滨水景观，而标志性景观建筑、现代广场与新建筑群组的结合、历史建筑周边的草坪景观等则使得两岸界面更加丰富多样。为保护两岸景观界面以及地标建筑的领空城市意象，伦敦在战略总体规划中制定了严格的建筑高度管控政策以及27条视觉走廊，其中13条具有最高法定效应（图7）。

图7 大伦敦地图指定的视觉走廊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为保持这些视觉走廊的通畅，伦敦的高层建筑以“聚落”的形式，集中于四个点（图8）。除了西部的帕丁顿地区（Paddington）远离泰晤士河，其余三个地点——老金融城（Square Mile），南华克区（Southwark）和金丝雀码头区（Canary Wharf）都紧邻泰晤士河两岸。尤其高楼林立的老金融城以及对岸的碎片大厦（The Shard）已构成了全新的城市轮廓线，成为泰晤士河沿岸最突出的城市景观（图9）。

图8 伦敦高层“聚落”分布图

图9 从泰晤士河南岸看伦敦老金融城

关于“摩天楼热”是好是坏的讨论从未停止，但建筑师可以在市场主导的城市建设背景下趋利避害。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碎片大厦高度超过300m，在低矮的南岸地区“一枝独秀”。建筑师一方面通过锥形体量及反射幕墙削减其对街区和河滨空间带来的压迫感，一方面以高档酒店、餐厅、观景平台等功能吸引了不少观光客（图10）。由此可见标志性建筑的出现对南岸的复兴极具积极意义。

图10 碎片大厦

资料来源：http://huaban.com/pins/23372743

除了超高层建筑，分布于泰晤士河两岸的城市公共空间也在这场复兴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位于南岸的More London商业广场坐落于伦敦大桥和塔桥之间，包括市政厅（City Hall）、圆形剧场（The Scoop）、办公楼、商店、餐馆、咖啡馆和点缀有露天雕塑和喷泉的行人专用区。基座和植被区连贯交替呈现出的流线形态以及精致的工艺构造使广场景观简约而独特，一天能吸引大约35000名游客在此休憩、观光、参加节日集会（图11）。More London已经成为泰晤士河南岸标志性的城市景观之一。

图11 More London商业广场

资料来源：https://goo.gl/images/noug2H

5 小结

泰晤士河及其滨水空间的复兴作为英国城市复兴中的重要代表，主要在以下三方面给予我们借鉴与启示。首先，泰晤士河滨水空间复兴不单纯停留于环境改善及审美提升，其追求的是超越物质空间的社会经济目标——城市空间的开发再利用以及增强地区生机活力。其次，为保护泰晤士河两岸的界面及空间效果，对城市公共系统、高层建筑、标志性建筑等进行规划控制体现了大伦敦空间发展策略的整体性和有序性。最后，政府、私企、公民等多元角色参与和互动有助于建立开放透明的决策过程和协调合作的实施机制。这些都对我国后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建设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

注：文中未标注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参考文献

[1]Terry Farrell. Shaping London: The Patterns and Forms That Make the Metropolis[M]. Wiley Publisher, 2009.

[2]高静. 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

[3]Mayor of London. The London Plan: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ater London[R]. 2011.

[4]陈煊, 魏小春. 解读英国城市景观控制规划——以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战略性眺望景观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08(2): 118-123.

[5]杜坤, 田莉. 基于全球城市视角的城市更新与复兴：来自伦敦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4): 41-45.

作者：于丹阳，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硕士研究生

杨震，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设计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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